从同质到异质:在对抗中建构 |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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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预防“同质化”是对作家的一种极高考验，那么问题仿佛更应该是如何保持“异质”的能力，从而使文学史走出“周期性焦虑”，使“青年写作”真正成为“青年”主体的“写”和“作”。
所谓“异质写作”，首先不应陷入“无法命名的”成长；其次，“异质写作”应当指向未来。我这里呼唤的一种“异质写作”首先应将“青年”纳入到角色期待的视野当中，也就是说，主流青年文化的思考和建构正当其时。
从同质到异质：在对抗中建构
刘芳坤 | 文
文学作品的“同质化”仿佛是一切作家创作理路的隐疾，然而这一永远无法摆脱掉的隐疾一旦触碰到“青年写作”的病灶，就进入到发作之后的漫长康复期。是同质化的经验造就了写作理路的共谋，还是由不可企及的共同体的溃败进一步引发了创造新生能力的退却？如果说，预防“同质化”是对作家的一种极高考验，那么问题仿佛更应该是如何保持“异质”的能力，从而使文学史走出“周期性焦虑”，使“青年写作”真正成为“青年”主体的“写”和“作”。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阅读涉猎，窒闷、拘囿的气息弥漫在青年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既有文珍式的“气味之城”： “好好的日子，好好的老公，却突然不告而别，留下满屋的植物和一心爱她的男人。”兰蔻香水、多芬沐浴乳、水之密语、椰子身体乳的气味象征女性封闭空间的生活情调，加之混杂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诸如：猫味、食品味、垃圾味、烟头味……各种细腻绵密的气味发酵而成的文本，然而主人公的气味在这里却是缺席的。也有杨遥式的“流年”：因为加州阳光而相爱，因为永远没有尽头的流年逐渐远去了加州，女主人公痴迷佛教，男主人公陷入永无休止的日常生活。小说由“总是布满雾霾像灌了铅似的灰色天空，面孔呆滞身着蓝色、黑色衣服的灰色人群，水泥堆起来的灰色市政大楼，磨得没有光泽的灰色台阶上布满了黄色和绿色的痰痕”组成了一片黯淡的景观。更有甫跃辉式的“动物园”：以“顾零洲”为名的男性主人公们蜗居于上海的一角，窥听“巨象”之声，而行“饲鼠”之力。“庄严和无尽的时光”最终沉湎在性爱的旅行幽会中，顾零洲们甚至开始提醒自己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深爱，他们将在城市的声浪中持续沦陷为“无耻之徒”。
凡此种种的“青年写作”，不禁让人对何谓“青年”再度发问。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用几段激情洋溢的排比对此进行说明：“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也就是说，常思既往的留恋之作，不怀希望的保守之作，必然不能够“日新”，进而，梁启超更将年龄的特点扩散到国家之忧患：“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固然已经远去，然而时代的崛起同样需要青年的“角色”介入。
“角色”是社会学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基本概念。欧文·戈夫曼说：“当一个人在扮演一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当代青年无疑处在一个绚丽夺目的舞台之上，然而事实是很多人却在企图弃台而去。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是青年主体性长久没有建立，故而在其“表演印象”长期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生成了种种亚文化的景观。如果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青年必须对期待角色与自我扮演之间画上等号，作为一个角色类别，从梁启超的“少年”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五四青年”，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青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青年”一直是中国年轻人被期待、被要求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如此赞美青年的价值：“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青年在此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政治使命。根据陈映芳的观察，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变革的展开， “青年”角色类别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逐渐式微，年轻人逃离“青年”角色的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如果以我们对近年青年写作的观察，“非角色青年”似乎还在占据着文坛。诚然，我们并非否认即使在如火如荼的岁月中仍从事个性创作的张爱玲、沈从文们的作品不具有某种“异质性”，更无法先入为主地认为安逸、困惑甚至颓唐的青年写作完全不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然而，我这里呼唤的一种“异质写作”首先应将“青年”纳入到角色期待的视野当中，也就是说，主流青年文化的思考和建构正当其时。
所谓“异质写作”，首先不应陷入“无法命名的”成长。成长到底为何物？写作是否需要不断地在童年经验里反刍？我们在由或熟悉甜腻或陌生飘逸的词汇组成的记忆序列当中，确实经常不能感觉到作家体验的那种所谓“成长的苦痛触目惊心”。我们一次次尝试着谅解“每个人厮守自己的深渊”，结果却总是不免残忍地站在深渊的边缘讪笑。始终无法走出对成长的质疑，不断地在平行时空当中去探索，造成了写作者无法回到历史表达的有效场景，而换之以深陷“自我呓语”的对话别别扭扭地推动小说的叙事进程。纵观近年来“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的遗憾是十分明显的。无论如何，逆流成河的悲伤固然也可以成就有辨识度的青春写作，但提及“青年”的“异质”，其所期待的可能是：即使在“非角色”占领主导的文化氛围中，仍然不抛弃对神圣性的向往。成长有其时空的发展，然而对其的反思和命名必须在同时行进。不是郭敬明所谓：“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忽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而如巴赫金所谓的“成长”：“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同时，“异质”更意味着“青年角色”自带鲜明风格，陈独秀曾经呼吁：“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异质写作必须捍卫“青年”，“异质”意味着对抗：对抗自己、对抗写作、对抗虚无。
其次，“异质写作”应当指向未来。无疑，异质写作必有文本张力，文本中的每一个系统都代表着一个要被其他系统偏离的“标准”，要有撞击的效果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这种文本的张力如何形成？显然只有内在的意义是不够的，张力存在于更为广泛的意义系统当中，甚至包括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青年写作同质化的产生，原因之一就在于，内在意义的趋同和写作者不能有效进入更大的意义系统中去。不是说不能倒追经验写作，而是推论的目的必须在未来。逝者如斯、青春留恋、夜影阑珊，而怎么迎来朝阳，我们还可以走不同的路。笛安和孙频都曾以《光辉岁月》为名书写青春岁月，有趣的是，两部小说均以浓墨重彩笔调记录时代的标识意象，也都以或龙城或交城的山西为地标。笛安给世界一个圆融的拥抱：“这个世界把我搞得狼狈不堪，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个柔软的地方，心疼着它的短处。所以我还是爱这个让我失望透顶的世界的，正如，我爱你。”孙频的拥抱则具有了悲壮感：“这曾经的时代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对于向死而生的人类而言，都将成为光辉岁月。”在相似空间的追忆当中，笛安和孙频都企图冲破成长时间的凝固，但遗憾的是这类所谓的 “光辉岁月”不过是暗淡中的自我授予之“光辉”，而岁月的河流是女性体验之涓涓细流而已。虚设的“光辉”无法照耀理想，而涓涓的细流也不能冲破自我的樊笼，它们涤荡着什么呢？根据我的观察，“未老先衰”的叙述，或者说，在青春的范畴之内的，模仿“苍老”而只得形似的叙述，使得非常多原本可以异质的青年写作沉沦了。
一言以蔽之，异质写作首先是对抗性写作，其次也是参与性写作。在当下谈“异质”，意味着写作者做“自我经验”的异数，从叙事内容上来讲，参与更为有效的方式来揭示这个时代的状况，特别是在“弃台而去”之前的种种真正的精神危机。“异质”固然不可以成为道具，然而叙事的挖掘应将其赋予历史的敏感。异质写作对抗性的结果应该是怀着强烈的历史敏感的坚固质料，而不仅仅是一群迷惘者、崩溃者和逃跑者的勉强陈述。异质写作又是多层面展开的，意味着写作者做“日常生活”的异数，或者说异质写作呈现的是日常生活异质化的复合体。时间、地标、人际在文学作品中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符号，所有的形式应该指向复杂的社会网络。
如果说，同质化的写作终究与同质化的经验和思考相关，我们还是一次次为叙述者描绘的缓缓下降的闸门而惊心。闸门在降下来也在升上去，最终一架时代的电梯打开了，它会吐出很多的成员，或气喘吁吁、汗水淋漓。青年写作者也许就是按动楼层按钮的那一个。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青年写作者们大多经历过良好的文学训练，有着对于各自生活纤细敏感的感悟能力。但是，电梯必须有按键才可以上升，写作指向未来才能有勃勃生机。在此意义上，我们重新呼唤捍卫青年、捍卫角色型青年。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7月3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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